为何有些好老师教不出好学生？｜解开背后谜团，才明白中国垃圾分类之难

（一）

大学里我学习还算可以，唯一挂过一科，古汉语。

挂这一科，真有些对不起那些优美的、凝练的、睿智的语言和文章。但也确实事出有因。

教我们古汉语的老师是中文系最优秀的青年学者，治学严谨，教学认真，为人耿直，人称“中文系四大名捕之一”的赵教授。

赵老师有个偏好，喜欢在开始讲课前让学生背上节课讲的课文。

有人可能觉得这没什么。那是他没上过大学中文系的课，没上过古汉语这门课，不知道背大学课文的难度。

大学里讲古汉语，可不是“学而时习之”、“鱼我所欲也”这些中学语文的level，而是汉语言大师在上下五千年的文学历史长河中，选出那么几篇经典的名著名篇，给你讲深讲透。说是选出那么几篇，其实是好几百万字。我们使用的教材，就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、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先生编著的《古代汉语》，厚厚四大本，摞起来半尺厚。

鉴于我们不是中文系的学生，赵教授也没有完全按照中文系的标准严格要求我们，顶多让我们对经典篇章有所了解，做到应知应会就可以了。而且由于教学计划安排得紧，一节课通常要讲四、五十页书，文字量大概在三五万字上下。

但是赵教授仍然让我们背课文，在课堂上随机点名，让一名同学站起来背一下上节课讲的课文。而且规定，背书的成绩占这门课考试成绩的40%，期末闭卷考试的权重只占60%。

开始大家只是觉得背书有点压力，但是等讲到汉朝时，就全傻眼了。

要知道，中国古汉语，年代越久远，文字越精炼；越到后来，文章越长。

开始讲《诗经》时，大伙儿背得很欢实；讲到春秋战国时，大伙儿背得很轻松；讲到秦朝时，开始感谢秦始皇“不杀之恩”。讲到汉朝麻烦来了。
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写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，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，前后写了14年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。光看一遍目录，把不认识的字查一遍字典，一晚上就没了。

这一天，偏偏轮到我被点名，背诵前两天讲的《淮阴侯列传》。

《淮阴侯列传》，史记中第92篇，全文7620字，连正文带注释，在一套《古代汉语》教材中占了11页。我不是张松费祎曹孟德，以我的记忆能力，让我两天之内背下来，跟杀了我也差不多了。

就在我面红耳赤、吭吭哧哧苦挨之际，我身旁已经背过《桃夭》的同学幸福得就像一朵南瓜花（注：诗经《国风·周南·桃夭》，共48字）。

毫无悬念，我的背书成绩就是0分。赵老师还意犹未尽，让我站着，继续点名其他同学背。那节课，挂了15个人。后来老师绝望了，才让我们都坐下。

期末考试前，我拼命复习，最终还是没及格。一同补考的，还有29人。不愧是“名捕”啊！

古汉语挂科，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。时至今日，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赵教授这种考核方式的深远用意。

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惩罚我们呢？这种惩罚给我们又带来了什么？留下了什么呢？

（二）

读研时遇到陈教授。二三百人的大教室，座无虚席，很多人慕名而来旁听。

陈教授开讲前喜欢讲点“暖场”的知识点或段子，一般看似跟课业无关，实则不仅有关，而且大有启发。

比如，有段时间他专门讲明十三陵，讲葬在里面的皇帝以及那个时代，展示自己给每一座陵墓残破的碑文、明楼、宝顶拍的照片。

后来不少学生也走遍了十三陵，百度了陵墓的主人，了解了他们的生前身后事，体会了那个时代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兴衰起伏。

再比如他讲百家姓，先请教室里的同学们讲讲自己姓氏的起源，再补充一些重要信息，并留下线索让大家自己去进一步寻证。

结果，这些已经读到研究生的大学生们，对百家姓产生了浓厚兴趣，课后摇头晃脑地背起百家姓来，宛如在说相声贯口。

陈教授其实是在借机跟学生们分享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研究发现、研究进度，或者揭示两种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，启发和鼓励就此产生兴趣的学生在未来自行去探索和研究。

这虽是“暖场”，但更像是论文开题辅导，更像是在暗夜里，点起一盏灯火，让人追寻。

陈教授的课不点名，不提问，不拖堂，不考试，课堂上只有分享、探讨、启发和商榷，但每次教室都挤到没位子。

有人说，考试不是目的，是检验学习效果的手段。我怎么觉得，考试检验的其实是教授者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呢？

（三）

过了许多年后，我终于释然——

赵教授的当堂背书是一种逼迫、规诫与惩罚。他要我们每个人都警醒，青春韶华宛如白驹过隙，必须以一种紧张的状态去珍惜，以一种打卡的方式去实现。

而陈教授的“放任自流”则是一种激活、导引与召唤。他要我们每个人都主动切换到成年人的频道，向自己提问：我究竟为什么要学习？

当我们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时，背书、考试就是实施“惩罚”的最好手段。

而当我们为了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而去主动学习，目标是明确的，路径是清晰的，学习效果对自己是可交付的，学习就变成了自我救赎。

惩罚与救赎，孰优孰劣我无法断言。

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，选择以惩罚为手段促进学生学习，是无可厚非的。

而作为学习者，如果无法登达自我救赎的境界，那这辈子可能也很难到达智慧的彼岸了。

（四）

最近大家都在议论垃圾分类问题。

新华社报道，实施垃圾分类一周，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共出动城管执法人员18600人次，开展垃圾分类执法检查10100次，开出了199张罚单。行动过程中，教育劝阻相对人7063起，责令当场或限期整改3521起，依法查处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案件共199起，其中约58.8%是因为未设置生活垃圾分类容器，37.2%是因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，其余还有未分类运输案件5起、未分类驳运案件2起、随意倾倒生活垃圾案件1起。

以如此大的决心和力度，推进垃圾分类，于国于民于地球，真的是一件值得赞扬和庆幸的事。要知道，以当前的国情和国民素质，不动用权力资源，不采取点强制措施，垃圾分类很难有实质性进展。

从此意义上来讲，为此支付必要的社会治理成本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

但有一点值得警醒——当我们以“考试”的方式，要求人们认真分拣手中的垃圾，并威胁他们分不清楚就要接受处罚时，我们其实已经开启了惩罚模式。

这其实是在同步向每一个人传递信息：人人头上都有个“紧箍咒”，一旦违规，你不仅要接受灵魂上的拷问、精神上的羞辱，还要承受物质财富的损失。那么再极端一点，对那些行错踏偏的人，我们是不是要对他们的肉体实施“电击”治疗？

这些天，媒体让我们看了太多令人不适的画面，成山成海的垃圾给这个星球带来了足以灭顶的灾难。

于是，我们接下来非常自然地想到，是否应该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，让那些缺乏环保意识、不那么遵守规则的人受到惩罚。这当然是非常应该有的态度。

但是，从缘起到结果，中间一定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，而不仅仅只有简单的惩罚。我曾经在《如何让地不再脏？》（《WTO经济导刊》2018年11期 总第181期 P51）一文中指出，找到容易上手操作的解决方案，才是解决乱扔垃圾问题的正确逻辑——临渊慕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

（五）

有必要申明，本文并不是反对在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中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，也不主张对那些主观故意污染环境、破坏规则的人和企业姑息迁就，而是意在倡导社会各方多动动脑筋，多出出主意，找到一些方便、快捷、高效的垃圾处理之法、可持续生存发展之道。

简而言之，除了惩罚，我们还可以想想能做些什么。

因为，惩罚是最好的手段，同时也是最坏的手段。它从来没有塑造过大师，也从来没有消灭过犯罪。它在开启公民责任之旅的同时，也阻断了通往自我救赎的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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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王秋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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